内格里｜“活的劳动完全发生了变形”

“活的劳动完全

发生了变形”

文|内格里

当我们讨论当代社会，讨论命令和服从在当代社会中的运作形式，讨论当代社会中抵抗和生命选择的表达形式时，我们讨论的出发点是一个基本的认知：这个社会确实被包含在资本之中了。权力渗透到了生命之中。福柯在他主要著作中解释了主权权力在几个现代世纪中是如何转变为生命权力的。生命权力是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意识维度的一个概念——生命权力概念代表了现代性的合成物，是渗透到生命权力的一种功能理性，是带来越来越广泛的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行动的一种工具理性，同时也是影响意识的一种有效的交流行为。但是，在谈及生命权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谈及生命政治。换句话说，生命权力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渗透到整个生命中，也就包含了构成生命的所有事件。也许，为了理解生命对设计用来规训和控制生命的那些经济政治规则的完整的臣服过程，我们需要回到现代性所生产的那个同源的权力概念：从卡尔·施密特到马克斯·韦伯，再到列宁，权力作用于个体生命——将事物聚集在一起的老口令（如海涅所言）——黎塞留，罗伯斯庇尔和罗斯柴尔德。这就是渗透到生命中的权力。

随着我们进入后现代，我们将这种观点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生命的世界已经关闭，生命被关在权力之中。这个世界已缩减为一个系统。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我们感受到和忍受其中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有抵抗，抵抗总是出现，连续出现。比如，吉奥乔·阿甘本用最极端的方式定义了抵抗：这是一种既绝对又边缘化的抵抗，在边缘中找到了绝对的力量。赤裸裸的生活，集中营中人类的抵抗：这种强烈的抵抗本身就界定了控制的界限。这种对独立和自主所进行的个人的、主观的追求足以拯救使得自己免受生命权力所确立的侵害，免受生命权力对全世界的控制吗？静默的、被动的抵抗肯定有意义。在现代历史中，我们早就有一个例子：在17世纪，“自由思想者”以这样的信条行世——“谁生活得隐蔽，谁就活得好”。

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地说明，在我们所提到的大多数作者看来，对于生命权力及其在后现代中的侵害所做的应对是不够的。事实上，当生命权力的普遍性被超越时，换句话说，当我们开始认识到，在生命权力之前，不仅有一个生命政治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也是开放的，因为这个结构而引发的冲突，以及穿越这个结构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压制的，在这个时候，争论就开始了。德勒兹/瓜塔里和福柯经历了这种转变。从一开始，他们就将生命权力的现实解释为为生活和生命的政治结构而进行斗争的开放环境。德勒兹将生命政治定义在冲突的、不可削减的个体的范围内。结构主义（在《差异和重复》一书中，德勒兹对此进行了检视和批评性分析）在这一点上断裂了：法则和结构的同质性被事件的性质和不断更新的欲望分析所分离。有这样一个世界，被生命权力所统一的世界：啊，是的。但是这是一个被事件和差异、个体性和图表，最后还被根茎般错综复杂的选择所分割的表面……把后现代结构理解为抵抗的生命政治现实的可能性……

《反俄狄浦斯》对这种解构行动进行了理论阐述。在该书之后，福柯又进了一步。在事件、差异和个体性之间这个分裂的平台上，他开始展现主体性生产的唯一发动机。读了福柯的最后的作品，我们就超越了德勒兹的生命权力分析和生命政治结构的批评性：在福柯那里，一个构成因素被插入生命权力对生命所行使的控制的框架之中。抵抗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防卫或选择；而是“通过身体，抵抗是一种人类现实的不同的建构……”还有比福柯在重构古代和中世纪性活动，在他为如今的我们所提出的新建议中的活的例子更有力的吗？

这就把我们引向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现代中又超越现代的一个不同的抉择。福柯拒绝现代性的命运，这个命运终结于生命权力，并以超验的方式构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怕的虚无主义的存在观。当福柯通过尼采拒绝海德格尔的时候，他重新征服了一个构成性的实例。当他谈到超验主义，向我们谈及生产和主体性时，事实上他是在重复斯宾诺莎的格言：“你不知道一个身体所具有的本领！”

围绕着福柯，我们很奇怪地看到，我们在重复一种对现代性的解释——将“现代性”切切实实视为一个分裂的世界：一方面，现代性是一个本体论层面上的、民主的和内在的路径，这从马基雅维利到斯宾诺莎再到马克思，一以贯之；另一方面，现代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极度反民主的路径，贯穿在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等人的现代思想中。但是这种重复实际上不是重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个生命政治的层面，换句话说，是生命与政治、生活与生活的总体条件完全相互交织的一个层面。 

这里，那句格言仍能适用：“你不知道一个身体所具有的本领！”

马克思的影子，或者说，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抵抗——德勒兹/瓜塔里在现代性的退场处所论述和归纳的那个强烈的抵抗，新近由福柯用构成性术语构建的那个抵抗——可以说，这种抵抗已经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这就是我所说的“马克思的影子”的意义：不断地改变着真实世界的一个幽灵，一个怪物，一个意象，一盏明灯。正如马克思的幽灵所告诫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系统不是死的劳动的轨道，甚至也不是耗尽了构成力量的活的劳动的存储器。这个世界是被活的劳动的具有建构性的轨道所不断冲击和撕裂的系统。包含在资本中的世界是一个分裂的关系的世界；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关系中扩散裂缝的世界。在实际的包含中，资本的概念变成了一种双重关系：复合的，消散的，又是积极的。

注意这个转变是十分重要的。它揭示了资本在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中所形成的剧烈的分裂。剥削关系在总体社会关系中，在由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全球关系的连续性中，从时空来看都在不断地被挪移。在这种情况下，活的劳动就完全发生了变形。我的意思是，活的劳动发生变化，不仅是因为它受到资本所决定的劳动的组织的影响，还因为斗争和集体运动在更深的、结构的层面上决定了劳动的变化。

我们可以将资本关系中的各种变化视为界定劳动的政治构成和技术构成的各个阶段和时期的一个路径。今天，在当今资本主义组织结构中，在无产阶级行动的当今水平下，我们可以界定一种劳动的组织。这种劳动是间歇性的、易发生变化的，这与复杂的关系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和政治规范有关。在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之间，社会和生产关系的大幕比以前更宽广。当我们追踪从福特主义的工厂到后福特主义的社会生产，一直到工业生产中的信息技术统治地位的转变的时候；当我们追述从工人大众的物质劳动到社会化工人的非物质劳动的转变，一直到新的社会主体通过信息技术而达到的社会意义深远的生产行动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时候，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在这个被资本高度包含的社会中识别抵抗。受制约的人的劳动与解放了的人——或者说是在处于斗争中的人——的劳动之间有什么差别？

非物质劳动是活的劳动。我们以前认为是用双手进行的体力活动，虽然现在大体上依然如此，但正在发生变化。劳动正变得智力化：换句话说，空间上移动、时间上灵活，常常与如何进行、在哪里进行无关的劳动正在发生变化。这里，我们可以讲到工人对劳动工具的再分配。从这些角度提出问题当然是一种夸张的做法。不过，这依然是一个很可能的选择。这个选择由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为其表现。非物质劳动被视为资本的再吸收的辩证法过程的终结。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资本主义主要是基于工具的辩证法的，换句话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为工人提供劳动工具。人们共有的生命是建筑在这个工具化过程中的。今天，这个黑格尔式的工具化已经被消除了。

将非物质劳动的转变界定为活的劳动的第二个因素是劳动的女性化。非物质劳动包含着情感劳动、护理劳动、关系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这些劳动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劳动形式。就像在劳动的非物质化中劳动的自主性得到了坚持一样，在劳动的女性化中，劳动的差异得到了坚持：换句话说，不可能将这种心理上的超越和伦理消减为资本主义控制的法则和手段。

但是，还有其他形式的劳动可以界定为活的劳动，但这些劳动无法在资本主义命令下实现和掌握。这种劳动的新的性质的第一个层次是劳动的自然化：这不是语言学游戏。事实是，大自然中的劳动——农民的劳动，改造自然的劳动——现在变成智能化和复合化，已经到了劳动本身包含整个科学遗产、信息和工具化过程的程度。农民的生产劳动将传统知识（这也是巨大的）变成了技术知识的再占有。在智能劳动的自主性、劳动的女性化所带来的差异上，现在加上了一种新的性质，即：劳动和自然的重组，劳动的内部变化，一种必要的变化。

最后，我们还有语言表达，换句话说，符号的表达，语言化的劳动的交流。当我们从今天的生产的观点出发来思考，我们就建构了新的语言；这是语言得到表达，劳动得到实施的形式。

很自然的是，这一系列的因素是由劳动普遍化而重新组成的——劳动不再是抽象的，而变得具体和个体化。这一系列活跃的因素不断地实质性地构成了劳动。劳动的普遍化不是劳动所具有的某些自然本质和行为的再发现，而是贯穿了劳动本质的变化：共同性在劳动的普遍变化中得以实现。我们的分析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到现代性的别种选择上。这个分析锁定了劳动的定义和社会（通过劳动）的构成中的不可约简的因素以及劳动价值和共同秩序的超越的每一个概念。这里，我们能够以开放的和构成的方式从后现代性和普遍智力的权力的新形式的角度来理解，以验证我们早在斯宾诺莎和马克思那里找到的直觉：新人类的激情构成的一个本体论层面的思路，这个新人类从欲望到贪婪，再到爱欲，能够构建一个新世界。

当我们定义大众时，我们将它定义为一张关系网，一种合作行为，一个多重的个体。因为大众是多重的个体，就不可能将政治定义为超验的。现代主权范式中的人民和行动，在这里都行不通了。

大众再次与所有这些范畴形成对照，或多或少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将多重性识别为群众，识别为主体的不加区分的集合。大众是个体的集合，这一点永远不能忘记。 

归根结底，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大众呈现为一种生产能力，一种构成权力，一种生产和社会超越的决定因素。

这后一种概念（这也是一种经验）将我们带回到一种关系上来，这种关系形成于在大众中，形成于主体性和合作之间。但是，主体性和合作构成了共同性——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富有活力的、不断的开放的关系。这种关系绝不会封闭成乏味的、有组织的社群。主体性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同时也揭示了处于关于大众的概念和现实的根基的共同性。

今天，我们正处于帝国的结构及其全球化形象的建构中一个重大转折时刻。有不少力量正试图使大众的行动所建构的共同性重新封建化。全球运动，还有最重要的，不断的日常的主体性生产，反对和抵抗着那些使帝国的转变正常化的单边行为。这里，作为本演讲的结束，值得强调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个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是极其矛盾的。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个过渡期：也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各种选择都表现为不完整的这样一个时期。全球斗争和全球运动，杂交现象和人类学层面上的变化同时存在。野蛮人不再仅仅立在窗边，站在帝国的边境上，而是穿越了帝国藩篱，追踪着帝国的扩展的足迹。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框架，不接受帝国的活力的现实的话，很难想象未来几年会是怎么样。也许事实会证明这是多么痛苦和不确定。

本文为2003年10月31日在里约热内卢精神分析大会上的演讲，题目为小编拟定。译文选自《超越帝国》，内格里著，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转于公号“暴风骤雨”，感谢“暴风骤雨”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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